當今時代，世界各種文明都在共處的現(xiàn)實中最大限度地展現(xiàn)和發(fā)揮著自身價值與能量，對話而非對抗，共同發(fā)展而非一意孤行，正在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必須正視這個背景、融入這一潮流，在充分與各種文明對話、交流、融通之后，謀求新的發(fā)展。而作為文化之基礎的哲學反思與建構，必然要先行一步。文明對話的背景需要我們做哲學的思考，同時也給認識中國哲學自身的狀況和清理有關的問題提供了最好的機遇。

　　文明對話首先需要明晰自我的身份性，有了準確的身份，才能夠獲得有效的出場權，也才能于對話過程做出相應的貢獻。拿哲學來說，我們以什么樣的身份登場呢？回答肯定是中國哲學。但中國哲學又是什么？對“中國哲學”身份性的反思，便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就我國20世紀的經(jīng)驗來講，依傍西方哲學系統(tǒng)、模仿西方哲學形態(tài)建構起來的“中國哲學”，在傳續(xù)中國文化傳統(tǒng)方面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以至于我們常常要暗自思量：這種哲學到底是拉近了我們與傳統(tǒng)之間的距離，還是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生活之間設置了無形的障礙？因此，我們需要從根本上來檢討“中國哲學”何以成立的基礎，經(jīng)過反省，激活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實現(xiàn)中國哲學之“自我”的覺醒。

　　20世紀前葉，西哲東漸和隨后的“中國哲學”之模仿建構，恰是歐洲中心主義甚囂塵上之時?！爸袊軐W”的成立，從一開始便被納入到歐洲中心主義的普遍性之下，在理念和框架上，牢牢地系附于西方話語。除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底色之外，作為追求現(xiàn)代性的學術體系，“中國哲學”的形態(tài)也深深地受到了社會科學制度化的影響。在學科制度化的要求之下，它一方面不斷地清除那些不合乎“普遍哲學”規(guī)格的內(nèi)容，把自身從原屬民族文化語境的特有情景之中“剝離”出來；另一方面又要時時注意與中國的史學、文學、政治等相鄰學科的區(qū)別，在不易分割的原料當中，進行著小心翼翼的“挑揀”和“撕裂”。這樣，西方的價值觀和外在形式就被有效地帶入到了中國思想的表達過程當中。

　　在整個20世紀，西方在一切方面都盡量地被解釋或塑造成理想的榜樣，反過來卻不惜對中國的文化作過度的貶損。西方幾百年強勢所造就的話語霸權，形成了所謂“文明的西方”與“落后的東方”、“進步”與“保守”、“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等既定的模式，它們深深地嵌入在現(xiàn)代中國敘事的幕景之中。

　　這一相差懸殊的身份鏡像，在今天越來越遭到強烈質(zhì)疑。人們不但懷疑西方所謂的“普遍性”，而且對僅作為西方之“他者”的自我身份也感到了深切不滿。近20年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急速增長和社會結構的重大改變，一場民族復興的偉大運動正悄然來臨。民族主體意識的覺醒，呼喚著對自己文化的重新評估和對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認定。

　　中國思想主體性的復位和身份的重構面臨著許多困難。一方面需要反思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建構和發(fā)展的歷程，從中總結出有益的經(jīng)驗和沉痛的教訓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并從根本上打破它的局限性，走出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經(jīng)濟全球化的挑戰(zhàn)，尋求適宜的自我身份和新的表達方式，以化解地方性知識的限制，把中華民族的聲音帶入到世界性的場域之中去。既要打破“西優(yōu)中劣”“以西釋中”等思維定式和習慣，把思想從歐洲中心論的牢籠之中解放出來，展開新的思維想象和精神創(chuàng)造；又不是簡單地回到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的立場，盲目地拒斥西方。相反，和西方文化的互動關系需要在更大范圍和更為細致的層面上來展開。既要回歸經(jīng)典，讓我們的精神找到一個可棲息的家園——花大力氣重新梳理和詮釋古代典籍，把流失或遺落了的思想果實撿拾回來，把散開了的、雜亂的思想碎片穿綴起來，把斷裂了的精神巨鏈再連接起來。又不能重新回到經(jīng)學的老路，再過往昔老儒“皓首窮經(jīng)”的日子。總之，我們需要的是緊貼時代脈搏、具有全球視野、與人類命運和文明前景休戚與共、具有生機勃勃創(chuàng)造精神的思想勞作。

　　中國哲學在近百年的發(fā)展中，大力引進西方哲學，形成了不同時期諸多流派各擅勝場的生動局面。而馬克思主義穎脫而起，一枝獨秀，在千回百轉中不斷探索新路，與中國的實踐探索相結合，創(chuàng)造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成為主導性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同時，在外來哲學形式的洗禮中，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有限延續(xù)過去歷史的情景之下，先后創(chuàng)造出了新儒學、新道家、新佛教等現(xiàn)代系統(tǒng)。從理論上來說，傳統(tǒng)的中國哲學經(jīng)歷了一個被西化的過程，有了所謂狹義的“中國哲學”的成立；同樣，西方哲學各流派在傳播的過程中，也有一個被翻譯接受和意義再詮的過程，程度不等地濡染上了中國的色彩，或曰中國式的理解。而馬克思主義從傳入的一開始，就面臨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這三者的相互融通和結合，在文明對話的今天更顯得需要和急迫。就文明對話的指向而言，它的價值顯然在于前瞻未來，而不僅僅是回望歷史。

　　中國的儒、釋、道各家，在宋代以后曾經(jīng)走出國門，為東亞文明共同體的創(chuàng)造作出過決定性的貢獻。但近代以來，隨著國勢衰微，其影響力日漸縮小，逐步淪為邊緣性的地方知識。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騰飛和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長期邊緣化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開始受到了世人的矚目，其哲學思想也有了更多展示自身的機會和邁向國際化的可能性。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傳統(tǒng)哲學在與世界各大文明進行對話的基礎上，拓展了自己的論域和走向國際學術舞臺的空間，為自身的發(fā)展乃至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提供了動力。通過開展文明對話，不但讓更多的國際人士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傳統(tǒng)思想，而且也獲得了本身自我反觀、自我整理的機會，可以從對話中來調(diào)整姿態(tài)、找準自己的位置。傳統(tǒng)哲學是這樣，經(jīng)過整合之后的中國哲學更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只有在文明對話的互動和鍛淬之中，中國哲學才能夠走向世界，才能夠取得進一步的發(fā)展。（景海峰 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