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族文化的積累、保存與貢獻而言，很多情況下，成就與光環(huán)是不成正比的——鎂光燈不停閃爍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遠離光耀的僻靜之處，卻屹立著文化高峰。 

　　近期，著名作家陳忠實的逝世引來如潮紀念，這位當代最優(yōu)秀的小說家代表，配得上各種禮贊。在《白鹿原》的題記里，陳忠實引用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道出他的文學追求，而他也確實用作品努力攀爬這樣的高度。有人形容陳忠實的離世堪比“中國文壇的天空塌了一個角”，此言并不夸張。

　　只是此時此刻，筆者卻不能不想起另一個“史學界的陳忠實”。他的名氣遠沒有陳忠實大，但是他的離去同樣令人扼腕，他的成就同樣足以載入史冊，他就是前不久英年早逝的北大歷史系教授劉浦江。

　　這位1961年生于上海的年輕學者，僅僅活了54歲，在淋巴癌晚期的時刻，他用最后的生命沖刺，帶領團隊完成了《遼史》的修訂。這整整一百一十六卷的《遼史》，跟《白鹿原》的“文學豐碑”一樣，成為一座“史學豐碑”。

　　支撐這兩座豐碑的，是背后令人贊嘆不已的那種“坐冷板凳的功夫”。陳忠實寫《白鹿原》，從構(gòu)思到寫成，差不多用了近十年時間，其中很長一段時間，他把自己關在農(nóng)村的陋室里，遠離塵囂，全情投入。寫完后的某一天，他忐忑不安地等待評論家李星的評點，得到的是一聲驚呼：“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正是這句關中民間最常用的口頭語，給陳忠實鑄下了永久的記憶。他明白，所有的艱辛有了回報。而后來的回報如此豐厚，他自己也始料未及。陳忠實的“冷板凳”，給他帶來了熱騰騰的文學春天。

　　相比之下，劉浦江教授的“冷板凳”，或?qū)⑹怯罒o止境的。即便“弄成”了卷帙浩繁的皇皇《遼史》，也只算在相關領域“弄出點聲音”，無論大眾還是媒體，對于它的價值認定，難免存在隔膜和生疏。遼宋夏金元屬于多民族競爭時期，這些政權(quán)分別由不同的民族所建立。史學界對于遼史的研究，不說是偏門，也至少是冷門，有學者曾經(jīng)做過一個統(tǒng)計，全部“二十四史”點校本，印數(shù)最少的就是《遼史》，可見《遼史》和遼史研究的寂寞。

　　但再寂寞，也得有人做這件事，相伴而來的，就是長期的“坐冷板凳”。對很多學者而言，這就是一個“終身姿勢”，無論你“弄成”什么，可能安慰你的，只是一份“完成心愿”的踏實，而見不到爍爍閃耀的光環(huán)。但是對民族文化的積累、保存與貢獻而言，很多情況下，成就與光環(huán)是不成正比的——鎂光燈不停閃爍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遠離光耀的僻靜之處，卻屹立著文化高峰。

　　我們不要忽視和忘卻蟄伏在僻靜處的“坐冷板凳者”。他們足夠偉岸，但也足夠寂寞。文學界的陳忠實轟轟烈烈地走了，史學界的劉浦江冷冷清清地走了。冷清沒有關系，甘坐冷板凳的劉浦江教授不會計較身后的哀榮。但是作為我們，面對兩種“坐冷板凳”的身形，不妨稍稍“分神”，將目光聚焦一下劉浦江和他的《遼史》，陳忠實勾勒了一個民族的“秘史”，而劉浦江們描繪了一個民族的“正史”，他們都值得人們永久祭奠和紀念。(劉巽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