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而問題作為時代的“呼聲”和“格言”，總是通過其革命的情勢不斷地制造理論的“內在緊張”，并以此促成理論的揚棄與革新。在這種運動關系中，理論生長并不是自行完成的，問題意識在其中充當著不可或缺的邏輯中介，承載著挖掘現(xiàn)實與反省理論的雙重功能。透過問題意識的強烈叩問，我們不僅能看到當代“哲學的經濟學貧困”與“經濟學的哲學貧困”并存的雙重景象，同時也會聆聽到來自經濟哲學的時代應答。

　　“哲學的經濟學貧困”

　　真正的哲學都是濃縮時代精神、直面時代問題的。但在今天，這種可貴品質的消解正在成為限制哲學自身發(fā)展的“致命短板”。歸根結底，這是源于哲學家對經濟事實基礎性影響的輕視和對經濟范疇中介性作用的忽視。由此，哲學被蒙上了一層厚重的“經濟學貧困”的面紗。

　　一方面，哲學缺少對經濟事實的關注，日益陷入到一個從范疇到范疇、從概念到概念的自我封閉體中，這集中體現(xiàn)在當前哲學研究的兩種路徑上——唯文本解析與“中西馬”對話。其中，哲學的文本解析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某個偉大思想的歷史原貌，搭建“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之間的精神橋梁，但文本只是歷史的“副本”，對于文本的復歸，如果離開了現(xiàn)實的實踐維度，就只不過是在用歷史的解釋來承認或批判現(xiàn)存的事物。借助于“中西馬”三方之間的對話平臺，我們的確可以共享和汲取各自豐富的思想營養(yǎng)，但這種對話依舊是在不同體系范式間的切換和翻轉?？梢姡@兩種研究路徑盡管有其積極意義，但如果脫離了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尤其是不愿與在其中有著決定意義的經濟事實接洽，不愿踏足于沾滿“煙火氣”的市民社會，“無人身理性”的哲學就只能像一支斷了線的風箏搖曳在觀念王國的上空。

　　另一方面，哲學缺乏對科學經濟理論的掌握和運用，沒有達到新政治經濟學批判應有的理論高度。經濟范疇是對現(xiàn)實經濟生活的直接抽象，而哲學范疇是在此基礎上的再次抽象。只有科學地把握經濟范疇，哲學才能借助于這一中介成功地審視和透析現(xiàn)實經濟生活，從而精準鎖定社會總問題。但是，恰恰在這一關鍵環(huán)節(jié)上，哲學再次表現(xiàn)出經濟學的匱乏。例如，當前哲學研究熱議“現(xiàn)代性建構”話題，強調重讀《資本論》、重新關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資本邏輯，這原本是哲學關注現(xiàn)實問題的絕佳機會，但有學者卻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知半解，提出《資本論》對21世紀“中國現(xiàn)代性”建構的啟示，就是只有借助于資本的力量，中國才能成為現(xiàn)代國家、中國社會才能成為現(xiàn)代社會、中國人才能成為現(xiàn)代人。這說明他們完全沒有理解馬克思有關“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科學論斷，罔顧資本邏輯造成諸多現(xiàn)代性災難的史實，仍舊延續(xù)著蒲魯東式的用哲學邏輯“強迫”經濟范疇的惡習。

　　“經濟學的哲學貧困”

　　伴隨著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的滋生蔓延，以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為核心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備受質疑。從一定意義上講，現(xiàn)實頻發(fā)的經濟危機就如同宣告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已走向范式危機。在西方主流經濟學諸多理論不斷向現(xiàn)實問題“自我繳械”的背后，存于其理論內核的“哲學貧困”也逐漸浮現(xiàn)出來。

　　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歷史唯心主義。如果說古典經濟學是將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抽象為“一般純粹”意義上的生產方式，并將其作為永恒自然的生產方式確立下來；那么，西方主流經濟學無疑在這個基礎上走得更遠，將研究對象從帶有兩重性的國民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問題轉向“中性”的資源配置問題，進而用后者人與物之間的技術關系來遮蔽前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從而達到對自身理論歷史縱深感避而不談的目的。但盡管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對“私有產權”和“自由競爭”這兩個隱含條件的公理化使用，還是將自身唯心主義的價值取向暴露無遺。

　　其次，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原子個體主義。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向來是存于經濟學發(fā)展史中的兩種風格，西方主流經濟學顛覆了古典經濟學偏好整體主義的學術傳統(tǒng)，將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推向神壇。原子個體主義作為個體主義的兩種類型之一，否認個體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用于解釋社會經濟現(xiàn)象的必要性，社會生產關系被無情地排篩過濾，現(xiàn)實中的個人被抽象為脫離社會的“原子”，被套裝上“理性經濟人”的面具，周而復始地計算著“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這樣，經濟人的微觀個體行為理所當然地成了經濟學基本的研究視角，諸多微觀個體行為的線性疊加被當作整體社會的“自然秩序”，宏觀的結構性矛盾也不再被提及，長期整體的人類活動最終退化為短期局部的動物行為。

　　最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數(shù)學形式主義。作為一種理性工具，數(shù)學方法確實在有關量的規(guī)定性研究上有著獨特優(yōu)勢，科學的數(shù)理模型將復雜的經濟過程與現(xiàn)象表述得更加簡明直觀。馬克思曾將“成功運用數(shù)學”作為一種科學真正完善的標志。但不幸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卻將數(shù)學方法引向了形式主義的深淵。數(shù)學形式主義的實質，是賦予經濟模型形式結構上的最高優(yōu)先權，為了追求技術分析的線性平滑，可以肆意剪裁無限豐富的經濟事實，甚至對現(xiàn)實世界的吶喊也熟視無睹。這種以犧牲經濟內容來姑息數(shù)學形式的做法，注定將會驅散經濟學的最后一絲人文關懷。

　　經濟哲學的應答

　　面對“哲學的經濟學貧困”與“經濟學的哲學貧困”的雙重境遇，哲學和經濟學在經受問題意識的叩問與再叩問之后，必然孕育著兩者將再次從獨白走向對話，而經濟哲學作為一種時代應答必然將再次出場。其實，經濟哲學本身并不是新鮮事物，無論是哲學家將之定義為用哲學的觀點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還是經濟學家視域中的經濟學方法論，其作為兩者“學術共同體”及衍生的交互效應卻是各方毋庸置疑的。

　　在經濟哲學中，哲學可以通過經濟學以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式來達成其現(xiàn)實維度的關注與實現(xiàn)。在馬克思本人的研究歷程中，旨趣從哲學領域向經濟學領域的轉向，思辨式的異化理論逐漸被論證式的剩余價值理論所證明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最終完成，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再如，我們對于財富問題的討論，經濟學與哲學對其的關注幾乎是同步的。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陳述的客觀經濟事實，為哲學多年來有關財富問題飽含感性情懷的追問平添了多許理性的思考與歷史的積淀，由此引發(fā)的“哲學應多關注分配”之呼聲更是不絕于耳。

　　同樣，在經濟哲學中，經濟學也可以借助哲學不斷地審視和檢討自身的理論內核和外延。正如毛澤東所言，“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在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征途上，要完成超越西方經濟學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歷史重任，我們恰恰需要的就是這個“頭腦”和“武器”。

　　經濟學家孫冶方曾說，經濟理論上的許多爭論，都涉及哲學世界觀方法論問題，注意從哲學的角度來回答這些問題，就可以取得突破性進展。時隔多年，哲學家陳先達指出，哲學要透過經濟理論問題與現(xiàn)實對話，沒有經濟學理論的支撐，哲學社會永遠浮在社會的表層，不能進入社會的深處。歷史總有著驚人的相似。透過這段隔空對話，我們仿佛又看到了數(shù)百年前亞當·斯密與大衛(wèi)·休謨并肩而行的歷史背影，他們向世人所彰顯的，不僅僅是那段彌足珍貴的傳世友誼，更是傳遞著經濟學與哲學之間那份亙古不變的精神暗戀。以經濟哲學為銘，重鑄哲學與經濟學之“學術共同體”，任重而道遠。（肖斌 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